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突出特点是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它的庸俗性，也就是肤浅性，即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特别是资产阶级生产和流通当事人的观念，单纯地复制或记录下来，加以简单的分类、归纳或综合，就把它当作科学。

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一个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或价格）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从商品价值的本性谈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争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在李嘉图学派和庸俗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什么吗？

“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价值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的“本性”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并不是像庸俗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专门用来说明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学说，而首先是关于商品的价值性质或价值本性的学说。正是在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最简单的问题上，却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什么是关于商品的价值本性的学说呢？

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劳动表现为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学说，而不是倒过来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的学说。

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用不着进行所谓证明的。而后者则是庸俗经济学与李嘉图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焦点。

为什么说前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这是靠对事实的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

第一，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

第二，劳动产品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商品，而商品必须用来交换，有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也是无需争论的事实；

第三，因此，劳动必须表现为不仅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而且是生产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

第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多少，就意味着劳动被承认为社会劳动的多少；

第五，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形式得到表现的，而交换价值或价格就是所谓的价值形式；

第六，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并非一定与价值量相一致。

如此等等，也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才说：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

马克思指出：

“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的错觉，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重商主义者看重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也就是看重在货币上取得完成形态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看重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而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的那个苏格兰人麦克劳德，则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

庸俗经济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辩护性。也就是公开地为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辩护，也就是为资本主义辩护。例如，西尼尔的“节欲论”和他的著名的“最后一小时”理论，就是这种辩护论的典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在纳骚·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

此外，西尼耳还说：“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马克思指出：“这样一来，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成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例如，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个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但是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19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家那里继承下来的一整套“服务价值论”、“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以及所谓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利润”理论，还有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等等，无一不具有这种辩护论的色彩。

第三就是它的调和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试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这种调和论虽然也是庸俗的，但与单纯的“辩护论”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因为正是在这第三种庸俗经济学家中，也不乏一些在主观上并不甘于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而是试图继续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不偏不倚的公正地位的人。例如，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样的色彩。也正如马克思时说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